我國古典戲劇最先介紹到歐洲的是元人紀君祥的雜劇《趙氏孤兒冤報冤》,譯者是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(Joseph de Prénare, 1666—1735)。馬若瑟于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來中國傳教,到過江西饒州、建昌、南昌等地。雍正十三年死于澳門。他在所著《春秋論》自序中說:“瑟于十三經(jīng)、廿一史,先儒傳集,百家雜書, 無所不購,廢食忘寢,誦讀不輟,已十余年矣。” 可見他精通中國語言。他為法國王家圖書館收集了很多中國書籍,其中有明人臧懋循編選的元人百種曲,即《元曲逸》,為其后儒蓮和巴贊的翻譯提供了原本。1731年,馬若瑟在廣州翻譯了《趙氏孤兒》,書名《趙氏孤兒:中國悲劇》(Tchao-chi-cou-eull, ou l'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,tragédie chinoise ),此譯稿于1755在巴黎由阿•帕足出版社出了單行本。但在這之前,1734年巴黎《法蘭西時報》雜志曾刊登了其中的一部分。翌年,耶穌會士杜赫德(J? B? du Halde)的《中華帝國全志》(Des-cription Géographiqe, Historique,Chronologique,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'Empire de la Tartric Chinoise ) 出版時又將全劇收錄在第三卷中。由于《中華帝國全志》的英譯本(1736年)、德譯本(1747年)、俄譯本(1774年)相繼問世,這個雜劇遂流行于歐洲。
《趙氏孤兒》的作者紀君祥是根據(jù)《史記•起世家》、劉向《新序•節(jié)士篇》和《說苑•復(fù)恩篇》的記述構(gòu)思編寫的。劇情為晉靈公時的文臣趙盾和武將屠岸賈不睦。屠屢欲殺趙,后用計在靈公面前誣告趙盾不忠,將他全家誅滅。趙盾子趙朔是靈公駙馬,也遭屠害。公主懷孕被囚,不久生子。屠欲處死此遺孤,命將軍韓厥把守府門。有個經(jīng)常出人于趙家的醫(yī)生程嬰來看公主,公主要他把孤兒秘密帶走,程嬰推諉,公主當場自盡,于是程嬰將孤兒藏在藥箱里帶出。把門的韓厥與趙盾有舊,放走程嬰遂自 決。屠岸賈得悉孤兒出走,詐傳朝令要殺絕全國半歲以下、一月以上的嬰兒。程嬰與公孫杵臼商量解救孤兒之法,公孫杵臼愿代程嬰死,于是程嬰之子和公孫杵臼殉難。20年后程嬰做了朝臣,假子程勃過繼給屠岸賈,又名屠成。程嬰最后對其假子即趙氏孤兒說破往事,孤兒復(fù)仇,屠岸賈就誅。
伏爾泰的《中國孤兒》寫孤兒成人以后的事,時代也由春秋戰(zhàn)國變?yōu)樗文┰酰瑒∏槭?成吉思汗攻入燕京誅戮宋朝皇帝及諸王子,發(fā)現(xiàn)遺孤失蹤,四處追索。宋遺臣尚德將遺孤藏匿。獻親子以代。其妻伊達梅愛子心切,說破真情、成吉思汗發(fā)跡前曾對伊達梅有過愛慕之情。這回他表示,如她愿改嫁,可免她兒子一死。不料,她愛兒子,也愛丈夫,堅決不從。這對夫婦富于獻身精神的仁愛之心,感動了原先只崇拜蠻力的成吉思汗。最后,成吉思汗赦免了他們,也赦免了遺孤。
伏爾泰改編時,只采用原劇中的“捜孤” “救孤”兩個情節(jié)。錢林森在《中國文學(xué)在法國》一書中評論說:“《趙氏孤兒》和《中國孤兒》都強調(diào)描寫一種道德美,都強調(diào)ー種‘勸善’、‘揚善’的心態(tài)表現(xiàn)。不過,紀劇立意在‘懲惡勸善’,著重描寫的是斗爭, 通過斗爭,讓美德發(fā)出照人的光彩,給人以感奮;伏劇立意在‘揚善融惡’,刻意追求的是融匯,和解,通過和解明示美德有不可戰(zhàn)勝的力量,給人以教育。按照伏爾泰的‘審美范型’來看,后者顯然比前者有更大的道徳威力,和對這種道德力量更自覺的崇拜與神往。從張揚中國精神的視點看,這無疑是對主題的開發(fā)和深化的表現(xiàn),也是作者殫精竭慮重塑中華民族精魂的ー種理想的結(jié)果。”“在十九世紀中法文化交流的浩蕩大潮中,《趙氏孤兒》發(fā)出的濤聲是深沉而悠遠的,《中國孤兒》激起的回響是亢奮有力的。這濤聲,這回響,組成ー支新的合力,又推動著中法文化交融的滔滔浪濤繼續(xù)向前突進。作為這歷史潮涌的前鋒,《趙氏孤兒》播揚著西漸的濤聲,率先推開了中法文學(xué)交流的歷史閘門,意義深遠。”
到19世紀,《趙氏孤兒》由漢學(xué)家儒蓮(Stanislas Julien, 1797—1831)全文譯出。他認為馬若瑟刪除例曲的譯法,必然會使劇情上下脫節(jié),并失去全劇的真韻。儒蓮所譯于1834年由巴黎穆迪埃出版社出版。他還在所著《中國語言的新句法》一書中收有《趙氏孤兒》前三幕的譯文。儒蓮所譯元代雜劇尚有《西廂記:十六幕喜劇》(1880年由日內(nèi)瓦T•米勒出版社出版)和李行道的《灰闌記》(1832年由倫敦東方翻譯局出版)。據(jù)保羅•戴密微說《灰闌記》這個譯本,甚至使現(xiàn)代劇作家Bertrold Brecht(布萊希特)都受到啟發(fā)”(《法國漢學(xué)研究史概迷》)。儒蓮對中國戲劇介紹的突出貢獻,在于他對中國獨特文化背景下產(chǎn)生的這ー綜合藝術(shù)的理解和移植。通過他的翻譯,使西方人窺見到中國 戲劇的真實面貌。
關(guān)于《西廂記》的翻譯,除儒蓮譯本外,尚有以下幾種法文譯本:據(jù)馬撒•戴維森(Martha Davidson)編輯的《中國著作英法德譯文目錄》記載,德•比西(De Bussy)曾將意大利漢學(xué)家晁德蒞所譯的《西廂記》的三折由拉丁文轉(zhuǎn)譯為法文,1891年在徐家匯出版。1922年,里昂德維涅公司出版的曾仲鳴編譯的《中國詩文選》(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esie Chinoise)中收有《西廂記》的一折法譯文(122—125頁)。1912年,巴黎韋加出版社和梅居爾德弗朗斯出版社分別出版的蘇利埃•德•莫朗Geoge soulié de Morant)所著的《中國文學(xué)論集》(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) 中,附有莫朗翻譯的《西廂記》第一本第三折“墻角聯(lián)吟”的譯文 (247-252頁)。莫朗在譯文前,對中國戲劇有所論述,并提到法國漢學(xué)家、翻譯家巴贊撰寫的《中國戲劇》(1938年)一書,是歐洲最早介紹《西廂記》的著作。莫朗的全譯本《西廂記》題作《熱戀的少女,中國13世紀的愛情故事》(L'Amoureuse Oride, jeune fille),1928年由巴黎E•弗拉馬里翁出版社出版,共246頁,附有莫朗所作跋文及《鶯鶯傳》譯文,,莫朗系在中國長大,足跡北至內(nèi)蒙,南逾云南,很了解中國的藝術(shù)和歷史。他撰有關(guān)于中國的著作達20余種,以畢生之力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。1933年,巴黎德拉格拉夫書店出版了徐仲年(法國里昂大學(xué)文學(xué)博士)編譯的《中國詩文選》ー書,其中收有他翻譯的《西廂記》第四本第三折“長亭送別” (351--364頁)。1934年,里昂博斯克•弗雷公司出版了陳寶吉(里昂中法學(xué)院文學(xué)博士)的譯著《西廂記》。全書共分六章,第四章為《西廂記)二十折的全部譯文。
法國東方語言學(xué)校的第一位教授巴贊(Antoine Bazin, 1799—1863),是著名漢學(xué)家、翻譯家和中國元代戲曲研究家。他是儒蓮的弟子,效法其師,致カ于中國古典戲劇的譯介與研究,成績卓著。1838年,巴黎皇家印刷所出版了他的譯著《中國戲劇選》(Théâtre Chinoise ou Choix de pieces de théâtre )一書,內(nèi)收鄭光祖的《謅梅香》,張國賓的《合汗杉》,無名氏的《貨郎擔》和關(guān)漢卿的《竇娥冤》。1841年,巴贊又翻譯發(fā)表了明代高則誠的 《琵琶記》。
1850年,巴黎國家印刷所出版了巴贊的另一部譯著《元代:中國文學(xué)插圖史——由元皇帝登基到明朝的興立》(Le siecle des Youen : 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litterature Chinoise, depuis l'avenement des empereuns mongols jusquá la restauration des Ming) 一書,其中選譯評介了不少元代雜劇,如《金錢記》、《鴛鴦被》、《來生債》、《薛仁貴》、《鐵拐李》、《秋胡戲妻》、《倩女離魂》、《黃梁夢》、《昊天塔》、《忍字記》、《誤入桃園》、《抱妝合》等。此外,尚有《元曲選》百種曲簡析,分別登載在《亞洲雜志》( Journal Asialique) 1851年1-12月號,例如《賺蒯通》、《玉鏡臺》、《殺狗勸夫》、《謝天香》、《救風(fēng)塵》、《東堂老》、《瀟湘雨》、《梧桐雨》、《硃砂檐》、《岳陽樓》、《馬陵道》、《兩世姻緣》、《酷寒亭》、《望江亭》等等。
這就使法國讀者對元代雜劇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19世紀末20世紀初,意大利耶穌會士、漢學(xué)家晁德蒞(Angelo Zottoli)編譯出版了《中國文化教程》(拉丁文本)5卷,德•比西于1897年將其轉(zhuǎn)譯成法文,在法文本第一卷內(nèi)即有《殺狗勸夫》、《東堂老》、《瀟湘雨》、《來生債》、《薛仁貴》、《馬陵道》等劇的摘譯及李漁《慎鸞交》第二十出、《風(fēng)箏誤》第六出和《奈何天》第二出的譯文。阿•布律吉埃•德索絮姆(A. Bruguiere de Sorsum)根據(jù)德•庇時(J.E.Davis)的英譯本轉(zhuǎn)譯了《老生兒:中國喜劇》(Lao-seng-eul, Comédie Chinoise, suivie de san-iu-leau; ou les trois étages concacrés,conto moral),于1819年由巴黎雷伊與格拉維埃出版社出版。1891年,《亞洲雜志》136卷又刊載了于阿里 (Camille Imbault - Huart)所翻譯的李漁“笠翁10種曲”的第十種 《比目魚》(Les deux soles ou acteur par amour, drame chinois er prose et en verse )。
到20世紀,法國和西方的戲劇力圖突破傳統(tǒng)的寫實格局,尋求新的表現(xiàn)方法,因此,格外重視被西方人視為非寫實主義典范的中國傳統(tǒng)戲劇。法國學(xué)術(shù)界,一方面致力于戲劇表現(xiàn)程式和藝術(shù)奧秘的探索,另一方面則繼續(xù)翻譯介紹中國的傳統(tǒng)戲劇作品。例如,路易•拉盧瓦(Louis Laloy)翻譯了馬致遠的《黃梁夢》,1935年由巴黎德克萊德布魯韋出版社出版。書名是《黃梁夢:十三世紀道家戲劇》(Le Reve du millet Jaune, drame Taoiste du XIII siècle)。早在1921年,夏爾特的爾迪萊印刷所就出版過拉盧•瓦譯的《漢宮秋》(Le chaqrin au palais des Han)。其后,李治華翻譯了《忍字記》、《破家子弟》、《漢宮秋》(1962年巴黎版)等雜劇。徐仲年在其譯著《中國詩文選》(1933)中也收《漢宮秋》第四折, 《竇娥冤》片斷,《牡丹亭》第四出“腐儒嘆”,《長生殿》第二十九出 “聞鈴”,《桃花扇》第二十二出“守樓”等的摘譯。在研究中國戲曲的活動中,除了少數(shù)法國漢學(xué)家外,其主力軍是當時居留法國的中國籍學(xué)者。他們憑著對中國古代文學(xué)的深切認識和熱愛,同法國漢學(xué)家一道,對中國戲劇的劇情、程式化動作、臉譜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,并且有了新的突破。如朱家健著有《中國戲劇》(1900年),陳綿著有《中國近代戲劇分類注解》(1929年), 蔣凱恩有《昆曲:關(guān)于中國古典戲劇》(1932年),李治華著有《元代戲曲的堅韌性及其他》(1963年),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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